三年前的一天，2022年1月25日，我和一部当世非同寻常的著作手稿共处了八小时。
那是杨仁凯先生《国宝沉浮录：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》一书的手稿。此书1989年编成，1991年初版印行，之后多次再版或新编，内容越来越详备，插图越来越清晰，印制越来越精美。可是，此书的手稿，却极少有人见过。1989年送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排印的书稿，是“清稿”，不是手稿。
前后历时三十余载
“这部书的撰写，”杨仁凯先生在初版“自序”中开头就说，“前后历时三十余载，终于在1989年春季全部清稿完毕，如释重负。”这里的“三十余载”，是手稿的成长履历：195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，1960年代中期基本成形，1970年代接近定稿，连“前言”都于1973年增修完毕。但彼时此书不可能列入出版议程。1970年代末乃至整个1980年代，杨仁凯先生的著述条件、环境与信息资源都发生了极大变化，原来的手稿忽然面对一个全新开放的世界，需要删改、修订、增补之处甚多，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笔触、不同颜色的墨痕因此遍布全稿，有些页面大字小字，层层叠叠，几至难以辨识。这样的手稿显然无法送到印刷厂排印。
这样的手稿在《国宝沉浮录》出版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，像一位隐入山林、不再参与世事的觉者。据清稿排印的《国宝沉浮录》则另有其命运。作为一部新书或者说不断“新生”的畅销书，它的生命轨迹似乎和当初的手稿渐行渐远，山高水长，难得一见。
直到2019年10月的一天，事情开始有变化。
那时我在深圳《晶报》任总编辑，有个晚上忽然接到美编杨洋微信传来的多张图片，说那都是他爷爷的藏书，让我看看如何处理好些。我一看，连连惊呼：都是签名本啊！启功的、李敖的、冯其庸的，都有。我赶紧回复说：“别动，别卖，别散，你们家自己存着。”
至于他爷爷是谁，其中另有故事。有一次和主编聊起《晶报·深港书评》每期的封面大图，我盛赞那位署名“勾特”的美编画名家头像画得真传神。主编问：“知道责编的真名字吗？”
“不是叫杨洋吗？”我回答。
“知道他爷爷是谁吗？”主编又问。我说不知道。
“真不知道？杨仁恺老先生啊！”主编瞪大眼睛，一脸嘲笑我无知的神情。
“什么？”我也瞪大了眼睛，“那孩子是《国宝沉浮录》作者的孙子？”
上海人美初版《国宝沉浮录》1993年我就买了。我可没有收藏、鉴定国宝的野心，当时我只是对溥仪、溥杰小哥俩联手从故宫往外偷运历代书画、善本一事感兴趣，很想知道那批宝贝的下落。这都是读了《我的前半生》一类的书种下的“草”。后来杨仁恺先生多次来深圳开讲如何鉴别书画真赝，我虽然一次也没去听，但“国眼”“人民鉴赏家”等等称誉和他一生为国宝团聚满世界奔走的事迹，我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都不止一次读到过。实在没想到，他的嫡孙竟然和我同事。
那天微信谈完签名本后不久，杨洋又来我办公室，继续聊他爷爷的藏书。忽然他貌似漫不经心地说，他们家还珍藏着《国宝沉浮录》的手稿，“您有没有兴趣看看？我爷爷的字写得很好的。”
我大惊。“手稿！你爷爷的手稿？杨仁恺先生亲笔写的？”
“是，毛笔写的，很漂亮。”杨洋说。
“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“在沈阳。”他说。
我心里忽然一动，忙问：“从来没有影印出版过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我对他的回答将信将疑。杨仁恺先生，一代古书画鉴定大师，在文博界有着星辰般的地位，其《国宝沉浮录》已经畅销、常销近三十年，南北几个出版社轮番抢着出，难道就没有人想到要出手稿本吗？《国宝沉浮录》手稿本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出版选题！
我对杨洋说：“你去给你爸你妈商量，就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要出《国宝沉浮录》手稿本。”
杨洋说：“这不用商量吧，我们家肯定同意啊！况且又是咱们自己的出版社出。只是……”他很真诚地笑了一下说，“咱出版社不怕赔钱吗？”
“当然怕赔钱。可是……”望着办公室窗外林立的楼群和远方香港新界的隐隐青山，我自言自语道：“会赔钱吗？”
书名大受市场欢迎
“我觉得不会赔吧。”杨仁恺先生的弟子、久居深圳的收藏家王鹏边用手机拍手稿图片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。那是2020年11月12日，杨洋把《国宝沉浮录》手稿本从沈阳背到了深圳，王鹏和我结伴去杨洋家里观摩。第一次与杨仁恺先生的手稿晤对，除了惊叹，我不知说什么好。王鹏照样心情激动，小心翼翼地一本本翻阅。“多珍贵的手稿。印出来懂行的人都会珍藏。”
我问王鹏：“原来见过杨先生的手稿没有？”
王鹏说：“跟杨先生学习时，在他家里翻过一次，之后就很少能见到了。”
我知道王鹏深度参与过《国宝沉浮录》第四个版本（上海古籍版）的图文编辑。“当时他们这个版本是否有和手稿对照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”王鹏说，“1991年初版问世后，新版本大都是参考的初版本。这也是我们这个手稿本的价值所在。见过手稿的人太少了。”王鹏说这话时，身份已从默认模式悄然变成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“手稿彩图典藏版《国宝沉浮录》”的序言作者、出版顾问与图片编辑。
我第二次见到杨仁恺先生的手稿，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天了。当时手稿彩图典藏本的制作已到了对版调色阶段，需要和手稿对照，杨洋就把他爷爷的手稿背到了新媒体大厦。他打电话说：“手稿得在您办公室放几个小时，我觉得在我这层办公楼放哪儿都不合适。”
于是，那天我有幸和《国宝沉浮录》手稿相处了八个小时。这一次，我有机会从头到尾，细细翻阅。厚厚三大本，每本都是自行装订，封面是用当时画报的铜版纸页做的，翻得已有些破烂。杨老先生的毛笔小字真漂亮。繁体竖写，墨色或浓或淡，书写时工时草。最引人注目者，是稿纸天头密密麻麻的增订笔迹：墨色有红，有黑，有蓝，明显来自毛笔、钢笔、圆珠笔。那是不同年代的事实订正，是深思熟虑的信息增减，是谨严鉴别的百虑一得。
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想当初，杨先生交给出版社的清稿，书名为《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》，出版社的责编提出改为《国宝沉浮录》。杨仁恺先生觉得此名新鲜明快，读者容易接受，但他同时希望保留原书名，重要原因之一是茅盾先生已经题写了书名。
《国宝沉浮录》这个书名果然大受市场欢迎，初版之后的所有版本尽管内容多有增补，但书名一直没变。
一部大书的“生命密码”
手稿版有“前言”一篇，1991年版弃之未用，杨仁恺先生新写了“自序”一篇以代之。新序中那种感慨万端的沉郁笔调和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，1973年的老“前言”中当然没有。但老“前言”对书名的解释，新序里也没怎么提。仅此一端，就可看出手稿本的价值所在：那不仅是一笔可供“知识考古”的资源，还是一宗可以和《国宝沉浮录》相互观照、鉴往知今的文献，也是后来流布天下的新书生命的一部分。
关于“书名”，1973年的前言说：“《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》，是专以溥仪盗出的书画为对象，宋元善本，不在此限。所谓‘见闻’，以亲眼见到的为主……所谓‘考略’，不免涉及到作品发现的经过，从而藉以窥知党的文物政策的正确性，或者对某件作品发现的文物价值作一番估计，由此对它进行一点考索，予以初步的评价。”
当时我曾想，也许我们的“手稿彩图典藏本”应该恢复《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》；又想，《国宝沉浮录》已经太有名了，“倒行逆施”可能累及新书传播，只好作罢。
手稿彩图典藏版《国宝沉浮录》出版后，我和杨仁恺先生的长子杨健通过一个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读过这部手稿。杨健说，直到1991年父亲杨仁恺先生的《国宝沉浮录》出版，他们做儿女的才知道这部著作的价值是如此之大。他们原来都知道父亲有一部手稿，看得比什么都重。“好像他身边永远都只有这部书稿。1969年父母亲下放到辽宁岫岩县，逢年过节，我从盘锦知青点去看望他们，晚上总看见油灯下父亲在那部手稿上写写画画。我们也不关心他在写什么，他也不和我们谈论。你知道，父亲不让我们学他的专业。”杨健说他知道那部手稿曾经在抄家时被抄走。“我父亲和他们‘杠’上了，说他的手稿没有任何政治问题，说不发还手稿他就不下乡。那些人可能觉得手稿没什么用处，就还了回来。”
国宝几度沉浮，一部揭示国宝遭遇与真赝的手稿也沉浮如此，让人感叹。我忽然想，那部发往出版社的清稿，也应该影印出来。这样，一部大书的“生命密码”，才全部铭刻在了青史之中。
文/胡洪侠
编辑/胡克青